2017年11月25-26日，智库能力与新型智库建设——2017第二届新型智库核心能力建设高级研修班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召开。本次研修班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智库理论与实践》编辑部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励讯集团爱思唯尔公司、中国知网（CNKI）协办，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提供媒体支持。
25日上午研修班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智库理论与实践》主编刘细文研究员主持。首先，刘细文副主任致辞。他指出，通过举办智库高级研修班共同提高智库机构服务能力和信息服务机构的决策支撑能力，提高大众对智库研究和智库服务能力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张奇伟教授参会并致辞。张奇伟馆长对来宾表示欢迎，希望通过合作得到更多的支持，图书馆要密切与业界保持联系。图书馆具有大量文献、数据和资源，在智库建设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智库发展迅速，大力发展智库是国家和社会治理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方式，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智库发展应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在智库建设方面也做出了积极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最后，张奇伟馆长预祝本次智库高级研修班圆满成功。
十一位专家进行了主旨发言，主要观点摘编如下（按专家发言顺序）。
智库发展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增速名列前茅，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从国内视角来看，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呈现新趋势，促进消费需求增加，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进行了适时调整和创新。展望未来，宏观调控将不再局限于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更加注重质量，以“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为目标。
新型智库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智库概念的普及有力提升了人们对现代智库的认知，智库业迅速成长，由边缘走向政治生活的中心。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启动的新型智库建设使得我国决策咨询体系更加开放、透明、民主，给予知识界制度性的贡献智慧、报效国家的渠道，增强了政权的民心基础，也获得了知识界的积极互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路径选择极其高明，增量的示范性有力地促进了存量的自主改革，推动治国理政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决策咨询体系有了崭新的面貌。新型智库建设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意义重大，学术范式与智库范式相得益彰。国家、社会、市场互相配合的新型智库治理体系初步形成。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实现内外部治理的良性互动。
通过解读十九大报告，总结党中央对智库建设的要求是理论指导要坚定，特色构建要鲜明，新型机制要加强。近五年，新增不少活跃智库，但尚无超时代的建言；智库办了不少活动，但尚缺高水平的智者；中国智库品牌初起，但尚缺世界级的影响；政府高频率用智库，但尚需足够好的互动；智库开始沟通社会，但尚未形成思想美誉。未来“智库将进入漫长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阶段：一批“假”智库会现原形或被淘汰；一批“弱”智库会重新退回学术与书斋中；一批“真”智库会脱颖而出。应该选拔更多学术界以外的人才进入智库界。开展立足于中国实践的问题研究，不断打造“真”智库。
情报研究是对信息的结构化和转化过程；情报服务是将信息传递给知识结构不完善的地点，消除信息不确定性；信息传播是借助社会网络将信息传递给相关者。情报学是研究信息特征和信息传输过程特征。中国情报学研究的七大贡献：第一项贡献是为重大决策、重要工程项目、重点科研项目发挥“耳目、尖兵、参谋”的作用，为四个现代化提供情报服务。第二项贡献是发展了科学计量学。第三项贡献是推动建立中文数字资源。第四项贡献是促进情报学教育飞速发展。第五项贡献是实现数字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第六项贡献是跟踪报道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第七项贡献是促进科技成果推广与应用。情报学研究可以向智库研究转型，发展以文献数据为基础的情报服务。
新型智库发展迅速，但管理依然存在问题：智库成果转化的质量不高，没有形成优秀智库成果转化的规范程序和跟踪机制，致使不少优秀的智库成果得不到深度应用。智库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与外界接轨不够。智库之间的合力仍然没有形成。可以从机构数据信息的产生周期和管理需求出发，建设新型数据信息管理系统，研究人员可以更加容易获取相关的研究信息，行政管理人员可以评估研究产出，分析研究活动。项目管理人员可以更有效率的管理项目流程，提高资源获取能力，提升研究成果转化效率。
通过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对比，探讨它们的异同点。学术研究是面向特定的学科领域，以探究学术前沿问题为主导，遵循一定的方法和规范，实现对学术问题的理论、方法或应用上的突破，体现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创新性。智库研究面向特定的问题与需求，以解决现实性或战略性公共政策为导向，通过科学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支撑或影响公共政策，支撑或参与战略规划制定，引导或影响公众对政策或战略的认知。智库研究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同时要满足智库的需求，智库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制高点。学术研究需要多关注学科发展战略，引导政策制订，实现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的有机结合。学术研究要将具体问题研究与宏观战略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将研究兴趣与社会责任感和国家命运相结合。要学以致用，避免“空对空”，避免功利主义，注重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转化和社会经济影响。而智库重大问题研究必须是协同各方有效力量的合作研究，建立矩阵结构，构建小核心、大网络，重视研究成果的社会与政策影响力，严格控制成果的质量与价值，注重成果转化为政策的预期分析。
中国智库建设扎根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智库发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从高校智库的角度出发，国家高端智库基本要求是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高校智库具有五大功能。一是战略研究，发挥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着重开展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政策建言，发挥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三是人才培养，发挥人才培养的优势，努力培养复合型智库人才，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四是舆论引导，发挥高校学术优势，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积极释疑解惑，引导社会舆论。五是公共外交，发挥对外交流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推动公共外交。高校智库要以学科建设为本体，以智库服务为功用，以媒体传播为手段，不断提升影响力。围绕国家战略做好总体布局与发展规划，发挥好学校在国家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按国家和地区期待建好高校智库，组建好服务地方发展的学科创新群智库，将中国的本土经验话语转化为国际话语，提升高校智库国际影响力。
中国智库发挥“资政”“启智”“制衡”“聚才”“强国”等作用，深刻地影响中国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有学者认为，部分高校智库与国家需求和问题相脱节，与智库定位不匹配，多以个体研究为主，缺乏协同攻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打造具有知识共享、协同研究、成果评价、专家社交、成果传播功能的智库协同研究平台，为智库研究、学习、创新及管理服务。
智库研究可以把问题放在公共政策的大范围内进行讨论，探讨智库如何发挥影响力。专家在智库发挥影响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参与同一政策的各类专家有四种身份特征：技术传播者，理论验证者，思想倡导家和知识中介人。我国的决策者是鼓励专家参与决策咨询的。中国专家参与不同政策可以采取四种策略：线性进入模式、迂回启迪、去专业化运动和外锁模式。针对不同的政策议题，专家参与决策的路径也不尽相同。有的专家通过内参的形式影响决策，有的专家通过公开研究成果的方式影响决策，而有时候专家建议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归根结底，在进行政策研究时，首先需要分析这些政策建议所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利用多学科视角，全面考虑问题，明确政策的受益者。
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号召，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对这些国家的科研产出、科研合作、优势学科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政策解读、案例分析和专家评价。分别从国际合作与自主研究、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强度、区域合作三个角度定性定量分析“一带一路”国家的科研合作态势。
新型智库建设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格局的重构。智库在服务人民群众中可以成为服务民众的延伸手臂，集中民智的最强大脑，看护民利的火眼金睛，启迪民思的良朋益友，测试民意的风筝路标，疏解民虑的缓冲平台。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联系密切，是源与流、根与干、学与用的关系，智库研究是学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智库成果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在研究视角、创新方向、追求境界、写作风格、评价标准等方面各具特点。决策咨询研究具备创新性、协同性、专业性、穿透性和实用性。撰写智库报告则需要熟悉客户，瞄准问题，打造内容，注重语言，抓住政策时机。开展智库研究要处理好五大辩证关系，即顾客层面上的小众与大众的关系，内容层面上的已知与未知的关系，影响层面上的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定位层面上的兼职与专职的关系，品格层面上的台前与幕后的关
